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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GF60专家委员、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英国金融局原主席阿代尔·特纳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并表示中国的技术领导力与排放挑战并存，中英欧合作将决定绿色转型的成败。要将升温完全限制在1.5摄氏度内已极为困难，但我们必须尽力将升温幅度控制在最低水平。中国是全球绿色技术的领导者，但钢铁和水泥行业的脱碳进程需要加速。碳定价和国际合作对推动工业脱碳和实现全球公平转型至关重要。
COP29聚焦技术突破与气候融资新目标
《21世纪》：你对今年气候谈判的进展有哪些期待？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还有哪些必要举措？
阿代尔·特纳：要将升温完全限制在1.5摄氏度内，已极为困难。我们在今年已经突破了这一临界值。当前的重中之重，是要尽一切努力将升温幅度控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
我认为COP29（巴库）在全球变暖限制承诺方面不会有重大突破。回顾COP26，许多国家加入净零战营，如中国在格拉斯哥（COP26）再次明确2060年碳中和承诺，印尼和印度也做出净零承诺，同时达成了逐步淘汰煤炭的全球共识。
而在第28届迪拜会议上，也有非常重要的成果：首先，宣布了向超越化石燃料的能源体系转型的承诺；其次，设定了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提升三倍的目标。
我希望本届会议能在一些技术性议题上取得进展，例如全球电力电网和储能的投资目标。本次会议有意提出一项关于全球储能投资增长和电网扩展的明确目标。此外，会议可能还会在气候融资方面发表声明，这被称为“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根据能源转型委员会（ETC）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我们认为NCQG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明确区分所需的不同类别的融资类型。但这并不是一个能够用单一数字概括的问题。要制定合理的气候融资方案，必须对各类资金需求进行细致拆分。
气候融资需要清晰划分三种资金流动类别
《21世纪》：你怎么定义气候投融资？鉴于中国强调公正转型，你认为发达国家应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如何确保气候资金支持不会加重脆弱国家的债务负担？
阿代尔·特纳：我们必须区分三种性质、规模不同，且融资方式各异的资金类别。许多人在使用“气候融资”这个词时，常常混淆了这三种：
1. 减缓投资（Mitigation Investment）
这些资金并非补助或馈赠，而是用于可再生能源、氢能、新型船舶和飞机等实现净零排放所需的投资，通常以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的形式存在。这部分资金规模庞大——全球每年需要投入约4万亿美元，大部分依赖私人部门的投入。目前，这类投资主要集中在中美欧，低收入国家仍未从中受益，亟需将资金引入低收入地区。
2. 适应性资金（Adaptation）
主要用于修建防洪设施、海岸防护等基础设施，大多数由各国政府自行筹措。低收入国家需要来自富裕国家的低息甚至无息贷款，每年需求数千亿美元。
3. 损失与损害（Loss and Damage）
用于帮助脆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损害，通常为富裕国家提供的赠款。在COP27上，已达成由发达国家向脆弱国家提供资金的共识。
比如，当人们说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承诺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时，我认为他们指的是对极低收入、脆弱国家的赠款。这与面向中等收入国家（如印度或印尼）的数万亿美元投资完全不同——这些投资绝不会是赠款，而是私人资金流动，辅以多边开发资金流。如果在COP29上达成的气候融资协议仅提出一个笼统的数字，而没有明确说明这些资金的用途，究竟是投资、回报，还是赠款，那么这样的协议将毫无价值。
为了确保气候资金支持不会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发达国家需要明确资金的来源和分配方式，并在融资结构中平衡公共财政与私人投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也需在融资过程中承担相应责任，共同推动全球气候目标的实现。
《21世纪》：你怎么看待谈判首日通过的《巴黎协定》第六条下的两条技术标准？
阿代尔·特纳：在本届大会首日，各方通过了《巴黎协定》第6.2条和第6.4条的措辞。第6.2条涉及政府间的碳信用购买，第6.4条则针对自愿碳市场。
这些条款为未来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框架，但不会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只有少数国家会通过第6.2条规定的购买方式来实现其净零排放承诺。比如，英国目前计划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主要通过自身的减排措施实现目标，而非国际碳信用的购买。
第6.4条自愿碳市场的影响力也有限，因当前更需聚焦“碳移除” （removals），而非“碳抵消”（offset）。购买“抵消”类碳信用可能没有额外推动减排。例如，如果一家英国公司购买了印度或非洲的可再生能源碳信用，这确实有一定的价值，但这些可再生能源项目本来就会实施。而“移除”二氧化碳的项目，例如直接空气捕获（Direct Air Capture），或生物炭（biochar）技术，会创造实际“负排放”。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发展“移除”信用的供需市场。
希望中国在钢铁和水泥行业的脱碳进程加速
《21世纪》：中国在钢铁、水泥和交通等关键领域的脱碳进程还有哪些主要挑战？国际社会如何支持中国加速这一转型？
阿代尔·特纳：中国在许多实现净零排放所需的技术和投资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在太阳能和风能的部署速度全球最快，拥有生产太阳能光伏组件和风力涡轮机的卓越企业。这些企业产品不仅性能最佳，而且价格最低。中国在电池技术方面，无论是性能、能量密度还是成本，均处于领先地位。此外，中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让电动汽车比内燃机汽车更便宜的国家。
中国有许多优秀的企业，例如隆基、远景、宁德时代（CATL）、比亚迪（BYD）等，这些企业为全球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中国的碳排放量仍在上升。
中国绿色转型最大的挑战之一是钢铁和水泥行业的大量碳排放。中国拥有一流的高科技企业，但在房地产和建筑领域的投资过多，导致空置的住宅和过量的建筑活动。因此，中国必须减少对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过度投资，从而降低对钢铁、水泥和混凝土的过度依赖，同时将资源重新分配到高质量的绿色增长以及高科技产业中。这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战略。因此，部分答案在于重新平衡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
第二，中国需要大幅降低钢铁和水泥生产的碳排放。虽然目前全球在这一领域的进展有限，但我们已经有能够实现钢铁和水泥脱碳技术。例如，在钢铁领域，我们可以使用氢气代替炼焦煤来生产钢铁。我曾访问过河北钢铁集团，他们正在尝试氢气直接还原技术。我还访问过上海的钢铁企业，与那里的领导层讨论如何应用该技术。
因此，技术是现成的，但部署需加速，关键在于激励机制，尤其是碳定价。到2032年，欧洲所有水泥和钢铁企业都将需支付每吨超过100欧元的碳价，这将推动欧洲钢铁和水泥行业实现脱碳。我们能为中国提供的最大帮助是协助其发展碳市场。中国若在2030年前建立有效碳市场，可借助新技术大幅减少排放。
中欧紧密合作至关重要
《21世纪》：在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你认为中英两国可以在哪些具体领域加强合作，以实现更具包容性的绿色转型？
阿代尔·特纳：不仅是中英，还包括整个欧洲的合作都尤为重要。在美国气候行动领导力不足的时期，全球进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欧的合作和行动。
中国在许多关键技术领域是全球的技术领导者，这非常了不起。但欧洲也希望在电动汽车（EV）、电池等产业领域发展自己的工业。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欧洲希望部分附加值和就业机会留在欧洲，而不仅仅在中国，双方合作应保持贸易、投资和创新的开放流动，同时在合理的关税框架下鼓励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创造当地就业和附加值。如果没有这种协作，能源转型的成本将显著增加。
此外，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也应参与，共同推动非洲等地区的技术革命，将中国的低成本技术与全球资金结合，推动化石燃料依赖的转型。
《21世纪》：在COP29上，你认为发达国家会否推动开放的多边框架，避免气候行动成为贸易壁垒或技术壁垒，并促进绿色技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自由流动？
阿代尔·特纳：坦率地说，无论COP还是WTO达成什么协议，都无法约束特朗普政府的单边行动。我们可以呼吁全球开放自由贸易，但美国人民已经选择了不同的方向。
尽管如此，英国和欧盟必须坚持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框架，同时采取支持本国供应链的措施。即便美国提高关税，全球仍需尽力保持开放流动，这是实现绿色目标的关键。
《21世纪》：对于COP29谈判结果你有什么期待？
阿代尔·特纳：我担心气候融资声明会像以往一样含糊不清，无法明确达成的协议内容。在国际谈判中，为了达成协议雅安股票配资，协议文本通常会被写得模棱两可，以便不同的参与方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读。气候融资的声明也存在被模糊化的风险。我希望声明能明确投资需求、私营部门和多边开发银行的角色，以及富裕国家的公共财政支持规模，以帮助最贫穷国家应对损失与适应气候变化。